陈军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汇报先借用一下徐勇老师的观点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议程是什么？“根本议程”这个概念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根本议程”，是“根本问题”，另一个层面就是“建制议程”。什么是“建制议程”呢？就是为了解决根本问题而设定实施的制度安排。我在理解“公共权威的确立及其统一性”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发现，对于传统中国来说就是皇权及其统一性，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就是国家政权这个公共权威的确立以及它如何获得统一性。

基于上述这样一个对“根本议程”的理解，我们来看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建设议程。韦伯认为中国早就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府的雏形，他称之为“早熟的现代国家”。但是当我们回到田野实践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传统中国公共权威的确立并不具有社会中的统一性。这样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始终面临着一个“进入社会”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了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接下来我们用“板结社会”和“缝隙社会”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社会。

“政治社会”是一个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从“政权建设与社会基础的关系”这个视域中产生的描述性概念。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政治社会的概念代入到中国国家建设或者说国家治理的根本议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样一个总的命题分解成了这样两个议题：一个议题是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这个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破“板结社会”对国家权力的阻隔；第二个层面的议题就是实现国家政权的有效治理，这个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缝隙社会”的努力。

“板结社会”，是指“国家权力无法穿透地方社会权威主导下的社会”。这个板结社会存在板结点，包括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地方强人等社会内生权威。这样一些社会内生权威就构成了板结社会的板结点，这些板结点在不同程度的阻隔了国家政权的进入，造成了这个社会的板结。中国西南村寨的寨老、华南族群的宗族族长、华北地区的乡绅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广泛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实例。

中国“早熟的现代国家”的权威，被这样一种“板结社会”所阻隔，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既没有实现对乡村社会有效的组织和凝聚，也没有实现向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既缺乏专制权力的集中性，也缺乏基础权力的渗透性。这一“根本问题”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议程”：政权建设穿透“板结社会”实现国家渗透并获得“一致性”。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政权建构并“进入社会”的努力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这一进程遭遇“板结社会”的阻力。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后，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破坏了造成社会“板结”并造就了“政权内卷化”的社会结构。“板结社会”的松动使得国家进入社会的过程畅通无阻。但是，缺乏活力的乡村社会及其经济后果带来的政治效应动摇了乡村政治体制的基础，带来了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调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乡政村治”就定型为中国基层政权的成熟模式。此时中国大体上完成了政权进入社会当中的过程。

政权进入社会并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现代国家的职能。斯科特认为，“让那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因流动而难以实现国家的统治职能，因流动而形成对统治的逃避。现代国家是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权力无远弗届，但现代化加剧社会流动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城市虽然是国家权力的集装器，但是这个国家权力同样面临着“在基层社会之中”的问题。对于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而言，总是有一些人群，因为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快速变动性，使得那些流动的人群来不及进入国家治理的正式制度体系，从而产生治理的“缝隙”。那些“流动在缝隙之中”的人群，形成一个国家治理的“缝隙社会”。如何实现对这些“缝隙社会”的治理，就成为一个快速变化的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就是上述情况的实例。

 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思考。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来说，“国家（政权）是问题，社会更是问题”。“板结社会”的存在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阻隔，消除“缝隙社会”实现政权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将基层纳入国家，将社会纳入政治”，实际上是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路径和逻辑的视角。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不仅具有政权建构的内涵，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实现国家政权向社会的扩张并构建“统一性”，运用扩张的国家政权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

（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12月31日“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田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对话”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