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第一部分：将社会带入政治——国家性、政治社会与国家建设

一、政治社会：国家性视角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开始与过去那种过度政治化的架构脱嵌。但是社会始终没有办法摆脱政治。

因为政治社会是国家性赋予的，国家性包括国家的地域性，每个人都居住在一定的地域内，成为国家的居民；再者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性，每个人都在国家权力体系当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进而结成政治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社会是国家性所赋予的，只要有国家就有政治社会。

二、政治社会的双重维度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理解政治社会呢？我想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把握。第一个维度，摩尔根把政治社会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人身和人身关系的人群；二是基于地域关系的政治社会。第二个维度是马克思从政治关系来定义政治社会，把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社会。他说到：“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这种市民社会体现了一定的国家意志，如所谓的“第三等级”。

三、政治社会的国家建设

政治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结果。国家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国民化。恩格斯在对国家性加以定义时指出：“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目标是公民化。恩格斯同样指出：“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马克思重新定义市民社会，将其作为经济社会的产物，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但市民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不断为争取权利，直到建构一个自己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国家。这种摆脱了等级束缚的市民社会称之为现代市民社会，这种市民社会是与现代国家相一致的政治社会，并且获得了新的国家特性。 

第二部分：将基层带入国家——单一制、基层社会与国家治理

一、将基层带入国家

 政治学“找回基层，带入国家”，不只是为了确立政治学研究的学科主体性，更是中国现代化国家进程的内在呼唤。因为中国研究基层治理是从村民自治开始的，叙事逻辑是围绕乡村治理本身。尽管有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叙事，但最初还是把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中国不过是被当做西方理论的实践场域。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国家建设的宏大命题。这时我们要将西方国家及其理论作为参照而不是标准，同时也需要我们从国家的视角研究基层治理问题。

当然基层治理研究的国家视角不仅仅意味着视角的转换，也隐含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过去基层治理研究维度主要有两个：社会维度和国家维度。这两个维度主要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各自的地位，也涉及到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特性的认识和定位。

谈到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社会决定国家以及国家建构社会。

对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第一个是理论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将“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提升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形成普遍性结论。第二个是历史的维度。在西方，从历史顺序来看，先有市民社会的发展，再有包括官僚机构和强大国家权力的政治国家。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先在的规定。西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前提。市民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并不是与现代政治国家完全相对应的。这是西方的经验，这个维度是我们过去所忽略掉的。

第二个基本命题是“国家建构社会”，对这一命题同样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理论的维度，“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主体是拥有特殊公共权力的国家。自从有了国家之后，社会不再是无国家的“自然状态”，而是有国家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就是政治社会，有国家，就有了政治社会。二是历史的维度，西方国家曾经存在没有中央集权官僚制作为支撑的统一国家的社会，即所谓“封建社会”。市民社会正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里生长出来的。而在中国，先有了国家，有了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权，再通过中央政权的渗透和扩展，形成政治社会，即国家化了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和西欧走了不同的路径原因所在。中国所谓“早熟”的官僚体制的产生，正是基于国家权力组织和治理社会的需要。国家通过官僚制度将所有社会成员编制到国家体系中来，造就出一个国家化了的政治社会。而由“国家建构社会”的命题必然引出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

二、单一制下的基层社会

“基层社会”是从国家建构维度对社会的定义，属于国家体系中的政治社会，是建构的而不是原生的。基层社会是一种政治社会。在中国，国家基层社会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起来的民众构成。基层社会包括五层涵义：在国家纵向组织体系中处于最低层级；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末梢；基层社会处于国家政权与社会的联结部位；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互动的场域；民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

三、基层社会的国家治理

“基层社会”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互动的场域。只有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获得持续稳定的基础性秩序。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会因为两种权力的互动产生出不同的基层社会，并需要对其实行有效治理。这里的基层社会主要有三种：

1.板结社会。国家权力要通过基层进入社会，而基层社会内生的多种权力构成有可能阻隔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形成国家权力被阻隔在基层社会之上的“板结社会”。对于“板结社会”的国家治理。现代国家一方面要解决国家权力有效穿透基层社会，进入每个国民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进入社会的国家权力更多的是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实现基层社会对国家的认同问题。要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的能力。

2.割据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尽管削除和不断抑制中层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分割，但由于基层距离中央权力过远，“皇权”鞭长莫及，容易产生得不到有效约制的“小主权者”。他们分割统一整体的国家权力，将一定范围的基层社会变为自己的“领地”，构成“割据社会”。

对于“割据社会”的国家治理。需要将国家权力的监管延伸到国家权力的末梢，如当下对行使办理国家公务的村(居)干部比照国家公务人员监管。过去讲民主只讲选举民主，但选举完就不民主了，所以还需要全过程民主。权力运行到哪个地方，民主要跟到哪个地方，进而赋予民众以民主参与权利，将基层治理置于民主体系之中。

3.钟摆社会。在单一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很容易造成“管得过死”，基层治理压力过大，形成“压制型体制”。这种概念，2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改善。当压力过大不得不放松管治时，又会出现“一放就乱”，由此形成缺乏恒定性和可预期性的“钟摆社会”。

对于“钟摆社会”的国家治理。需要改善单一制下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结构，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强化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将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确定权力和行为边界。促进基层治理的自治建设：基层自治内生于社会生活之中，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自我与他人的良性互动规则。这些规则蕴含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公序良俗，由此构成具有稳定性的基础性秩序。

作为第一位发言者，我主要谈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也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12月31日“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田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对话”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和充实）